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一)之《诗经》研究要点 (曹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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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8年9月3日 |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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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楚辞》
《诗经》研究的要点
n 一、《诗经》的编集与流传
n 二、《诗经》的分类
n 三、周民族史诗
n 四、农事诗
n 五、燕飨诗
n 六、战争徭役诗
n 七、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
n 八、婚姻、爱情诗
n 《诗经》的文化精神
n 《诗经》的艺术形态
n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的编集
n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集成书。它代表了周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n 古代关于《诗经》的编集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
n 公卿列士献诗的目的主要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
n 献诗说可以较好地解释《雅》诗与《颂》诗的来源。
《诗经》的编集(续1)
n 关于采诗说,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提出“采诗”的说法。汉代学者明确提出此说,认为周朝便有采诗的制度。
n 其实这是汉人参照汉乐府的采诗制度所作出的推测。这种推测大体上是合理的,否则在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夏,遍布黄河及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民间诗歌便难以汇集朝廷。
n 采诗说可用以解释《风》诗的来源。
《诗经》的编集(续2)
n 关于通过采诗与献诗收集到的作品,最后如何编订成书,汉代学者以孔子删诗说加以解释。此说实不可信。
n 据有关资料可以推知:用于祭祀和燕飨的诗应是巫史奉命而作;政治讽喻诗多为士大夫所献;风谣可能是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乐官采集的;最后的删订者当为周王朝的乐官。
n 编集《诗经》的目的是多重的:既有政治功利目的,亦有娱乐审美动机。
《诗经》的流传
n 名称。《诗经》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战国后期始称为“经”—当时只是表示尊崇之意。西汉文帝时期,朝廷把它确立为“经”,作为治国经邦的政治经典列于学官,
n 后武帝独尊儒术,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n 流传。
n 《诗经》成书后,即在各诸侯国流传,是当时贵族的基本读物之一,而且还经常各种社交和外交场合。
n 讽谏是周人诗歌创作与运用的重要目的,公卿大夫只能采取“主文谲谏”的方式,用委婉文雅的言辞表达观点政见,这在中国古代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诗经》的流传(续1)
n 孔子认为《诗三百》的思想内容,“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n 又总结《诗》的价值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n 强调“通经致用”的实用功利目的和“美善相兼”的美学观念,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主体框架。
n 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两个命题,开启了对《诗》的本义的研究。
n 荀子进一步提高了《诗》的政治地位,强调了《诗》的政教功能,奠定了两汉经学的理论基础和儒学的文学观。
n 孟子,战国时期儒学大师,继承了孔子思想并有所发展,使儒家思想开始向体系化迈进。
《诗经》的流传(续2)
n 《诗经》在古代流传过程中主要被当着政治工具而加以运用,从最初的用于典礼、讽谏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言语引诗、赋诗言志、著述引诗,再到汉代的经生注诗,无不如此。
n 经生注诗,就是要用它来发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用以修身养性,治国经邦。
n 汉代经学最突出的特征:今、古文经学贯穿始终。
n 汉代的《诗经》传授有齐(辕固)鲁(申培)韩(韩婴)毛(毛亨、毛苌)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立有博士,成为官学;毛诗为古文经学,只在民间传授。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遂逐渐取代今文三家而大行于世。
《诗经》的流传(续3)
n 唐代为官学传授、明经取士有统一的标准,孔颖达等奉诏撰写《毛诗正义》,作为唐代科举明经科官定标准《诗经》教材,代表当时《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
n 在《诗经》研究史上,它是继《毛传》《郑笺》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n 宋学的主要特征是疑古思辨。南宋朱熹《诗集传》为宋代《诗经》学之集大成。
n 清代《诗经》学先后出现汉学与宋学之争,今文与古文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
n 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诗经》研究也从“通经致用”转向《诗经》文化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
《诗经》的分类
n 关于《诗经》的分类,多采用孔颖达之说,即风、雅、颂是《诗经》的内容体裁;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方法。合称为“《诗经》六义”。
n 风雅颂的分类标准:今人多取宋代郑樵之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即按照音乐标准来作划分。
n 风即国风,各地的土风歌谣;雅者正也,朝廷之乐;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
n 用于祭祀的祭歌“颂”带有板滞凝重的色彩;朝廷正乐“雅”雍容典雅;民间“风”诗则质朴活泼,刚健清新。
n 正是不同的用途决定了音乐风格,不同用途才是风、雅、颂分类的深层原因。
三、 周民族史诗
n “史诗”概念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后来黑格尔因承其说,在《美学》中详加论述,指出其五个内涵:
n 1.它必须是人类童年时期的长篇作品;2.必须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3.必须塑造英雄人物;4.结构宏大,充满奇幻色彩;5.表现出奋发向上的精神。
n 据此,黑格尔断言中国“没有民族史诗”。
n 中国学者对黑格尔史诗观加以修订,乃认为《诗经》中至少存在五篇史诗:
n 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构成周民族的民族史诗。
周民族史诗(续1)
n 《生民》(《导读》p.3)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诗篇,它叙述了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的神奇诞生和发明农业、定居邰地、开创祭礼的历史。
n 郭沫若等根据姜嫄不夫而孕的故事,推测这篇史诗所记叙的历史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
n 而姜嫄弃子的描写乃是部落社会选择酋长时的图腾考验仪式。
n 后稷,本名“弃”,农业种植技术的发明人,周民族始祖。开创了中国漫长的农业文化。
周民族史诗(续2)
n 《公刘》记叙周人酋长公刘率领周人自邰迁至豳地,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生产,为周代统治阶级的开国历史。
n 周人这次大迁徙产生于夏末商初,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分化开始的阶段。
n 《绵》叙述古公亶父率周人自豳迁至岐山之南的周原,营建政治机构,创业兴国,以及文王姬昌的开国历史。周人此时进入奴隶制。
n 《皇矣》首先歌颂文王之祖太王、其伯太伯、其父王季的美德,然后重点叙述文王伐崇伐密、克敌制胜的历史。
n 《大明》叙述文王、武王从开国到灭商的历史。
n 五篇史诗连成一个整体,则清晰地勾勒出周民族的成长壮大和周王朝的开国的历史脉络。
周民族史诗(续3)
n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也是通过记叙英雄祖先开国建国的历史伟业来赞颂祖先,具有史诗因素,可看作商民族的史诗。
n 将《诗经》中的史诗与荷马史诗相比较,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运用歌谣的形式记叙关于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
周民族史诗(续4)
n 周民族史诗具有多重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n 历史价值:它以周民族的发展为轴心,以几次大迁徙和大战争为重点,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并记载了当时周人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周民族历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n 文学价值:它代表了公元前11世纪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们已从篇幅短小、内容单纯的抒情诗,发展为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叙事诗。
祭祀诗(1)
n 祭祀诗,汉代称作郊庙歌。它是上古宗教的产物。
n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后汉书·祭祀志》)祭歌属于初民生存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崇拜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希望通过祭祀与之沟通,从而实现自己的愿望。
n 《诗经》中的祭祀诗,主要是周人祭祀的产物。周人重祭祀,《尚书·洪范》将祭祀列为王朝八项日常政务之一。
n 周人对“天”的看法与殷人不同,殷人认为“上帝”(天)在祖先之上,周人则认为祖先与“天”地位同等。
n 抬高人(祖先)的地位,既是理性精神觉醒的标志,又进一步推动理性精神的高涨。
祭祀诗(2)
n 内容特征:
n (1)神化先王,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
n 如《我将》祭文王:
n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佑)之,仪式刑文王之典。
n 《时迈》 :此乃周天子巡狩天下时祭祀山川之歌。武王伐纣,天下震荡,故周天子巡视天下,安抚山川神灵、诸侯百姓。所谓“怀柔百神”,表明周天子乃代天行道,地位高于大地上的百神,这实际上表明人的地位的上升。
n 《思文》祭周始祖后稷。“文”指文德,与“武功”相对:
n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尔极。
n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n 首二句是总纲,表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后三句将后稷教会人民种植的功业与“帝命”相联系。由此诗可知中国农耕文化在周人这里已得确立。
祭祀诗(3)
n 王夫之云:“昭明德以格于家邦,人神之通,以奉神而治人者也,非仅以事神者也。” (《诗广传》)这就指明周人祭祀诗中昭示祖先“明德”的目的乃是“奉神而治人”。
n (2)浓厚的劝勉、告诫意味。
n 《烈文》写周成王祭祖时告诫助祭的诸侯,要他们“无封靡于尔邦”,而应“继序其皇之”,最后以“呜呼,前王不忘”作共勉词。
n 周人祭祀诗中的劝勉、告诫意味的出现,与周人天命观密切相关。
n 殷人相信“天命不易”(《尚书》载纣王曾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周人则认为“天命靡常”而“维德是佑”,因此必须“聿修厥德”。所以在祭祖时缅怀先祖德业,乃是要垂范于现实君王。
祭祀诗(4)
n (3)对祭祀对象只作颂扬而不描述,把神灵抽象化。
n 子曰:“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n 它要求祭祀者用虔敬之心去感受神灵的临在和到场。
n 王夫之云:“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婉婉,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诗广传》)
n 神灵非眼目感官所能交接,祭祀者必须以自己的灵以及对神灵的虔诚去感应神灵。
n 这种神灵形象的虚化、神秘化,使得神灵的心理慑服作用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祭祀诗(5)
n (4)往往穿插对祭祀盛典的描写。
n 祭祀典礼往往十分盛大,以显示人的事神之诚。《有瞽》:
n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既备乃奏,萧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n 描述了祭祀时盛大、热烈、和谐而肃穆的音乐场面。
n 综观祭祀诗,可以看出整个祭祀活动包含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n 如 《 中庸 》 所云:“ 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四、 农事诗
n 农事诗的含义。据考古资料,我国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
n 到了《诗经》时代,农业已成为周人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全社会几乎所有人都与农业生产发生直接关系,许多政治、宗教活动也都围绕农业而展开。
n 可以说《诗经》中所有的诗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从题材、道德观念到审美情趣都带有农业社会的性质。
n 但这里所说的农事诗主要是指《诗经》中描述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歌。
n 分类。根据内容,可将农事诗分为农业祭祀诗和农业生活诗。
农业祭祀诗
n 概念。农业祭祀诗是指《诗经》中描述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等祭祀活动的诗歌。《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和《周颂》中的五篇农事诗便是农业祭祀诗。它与祭祀诗是种属关系。
n 早春,一年农事活动将要开始,周王要亲自主持隆重的“祈谷”仪式以向上帝祈求丰收,并举行“籍田”典礼(籍者借也。天子率领诸侯、大夫和各级农官携农具,到天子的千亩“籍田”作象征性的耕作)。《噫嘻》、《载芟》即描述了祈谷与籍田的祭祀活动。
n 夏天要举行薅礼,即除草之礼。《臣工》便是周王举行薅礼时所唱的乐歌。
农业祭祀诗(续)
n 秋收之后,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报祭,答谢神灵的恩赐,“以兴嗣岁”(《大雅·生民》)。《周颂》中的《丰年》、《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就是用于“秋冬报赛”的祭歌。
n 价值:
n 1)它记录了周人为祈求农业丰收而进行的宗教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风俗礼制,使我们对当时的文化现象有所了解;
n 2)它以对周人农业生产方式、规模以及丰收景象的描写,反映出周初农业经济的繁荣,考察西周政治、经济及社会性质的珍贵资料。
农业生活诗
n 这是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的诗。
n 《豳风·七月》是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
n 这篇作品可能是周王朝的乐官在豳地农奴所作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代言体诗,代农奴与领主立言。
n 其最后定型当完成于春秋时期,因而它既保留了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生活的历史面貌,又具有春秋时期的艺术特征。
n 《七月》的结构:
n 四层:第一层,从岁寒授衣写到春耕生产,总括衣食两个方面;第二层分述“衣”方面的事情;第三层由天寒写到修缮房屋;第四层承接首章,分述有关“食”方面的事。
农事诗(续)
n 价值:
n 1)农业生活诗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同时还是研究西周农业生产的重要史料。从诗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已经发明制造了各种农具,培育了许多农作物与果品,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使生产技术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n 2)它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农业社会中人们勤劳朴实的性格,淳厚平和的民风,凝聚向上的心理,而且在表现技巧上有很高水平。
n 农事诗是周代农业社会大背景下的直接产物。以农为本的社会生活决定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等农事诗是《诗经》中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部分之一,较之其他内容的作品,它更直接地反映了周代的经济基础,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审美取向产生的物质根源。
五、 燕飨诗
n 燕飨诗产生的原因:
n 周代是一个农业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血缘上无法变更的亲疏远近决定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
n 为适应农业宗法等级制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礼制。
n 周代礼制极为宽泛,它既包括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的准则规范,也包括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
n 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划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嘉礼是用于融合人际关系,沟通感情、联络友谊的礼仪,其中就包含飨礼和燕(通“宴”)礼。
n 燕飨诗就是直接反映飨礼和宴礼活动的诗歌。
燕飨诗(续1)
n 飨礼是周天子在太庙举行的一种象征性的宴会。郑玄笺云:“大饮宾曰飨”、“飨谓享,大牢以饮宾。”
n 《小雅·鹿鸣》描写周王大宴群层嘉宾的盛况;《彤弓》写周王燕飨,赏赐有功诸侯。
n 燕礼应用最广,有事无事都可应用。燕礼场合可以开怀畅饮,至醉方休。如《小雅·南有嘉鱼》写封建领主设宴款待嘉宾,“兼叙宾主绸缪之情”。
n 乡饮酒礼多指诸侯大夫的宴饮之礼。《小雅·常棣》写宴请同族兄弟,并反复申述兄弟应该相互扶持团结友爱;《伐木》写宴请亲友故旧,歌颂友谊。
n 周人逢时遇事必有燕飨,所以在非燕飨诗中也有关于燕飨的记录。
n 《鹿鸣》:
n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n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n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n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n 《常棣》
n 常棣之花,鄂蒂韡韡。
n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n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n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n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n 每有良朋,况也咏叹。
n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n 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n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n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关于燕飨诗的研究与评价
n 周代的礼,不仅是伦理道德的规定,社会生活的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上的制度法令在内。故周代学者非常注重礼对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的政治功利作用。
n 诸礼之中,燕飨之礼运用最为普遍。周代统治者将之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
n 《周礼·春官·大宗伯》明言:“以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
n 清惠周惕《诗说》:“燕飨,小节也,而《礼》屡载之;饮食,细故也,而《诗》屡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贤亲亲之意。《鹿鸣》宴群臣,《常棣》宴兄弟,《伐木》宴朋友,群臣、兄弟、朋友得其所而天下治矣。…盖明示以欢欢欣欣交愉之情,而隐拆其骄悍不驯之气,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圣人治天下之微权也。”
燕飨诗研究(续)
n 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研究燕飨诗,就应该把它置于周代礼乐文化的背景之下来观察。不难发现,燕飨诗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写饮宴,诗中强调的是德。
n 如《鹿鸣》:主人按照礼来接待“嘉宾”,“嘉宾”是有德者。作品着重表达的是对“德”的向往和礼赞,反映了周人好礼从善、以德相勉的社会风尚。
n 可以肯定地说,燕飨诗突出的并非饮宴本身,而是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
六、 战争、徭役诗
n 它是指以战争和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约有30余篇。
n 为何将这两类题材的诗歌归为一类?
n 1)战争和徭役在当时都被视为“王事”。
n 如写战争的《采薇》:“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写徭役的《唐风·鸨羽》:“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
n 2)在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
n 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故从整体上将战争和徭役看作是对农业生产与伦理亲情的破坏。
n 所以除了少数几篇表达了共御外侮、保土保国的豪情之外,多数表现了对战争和徭役的厌倦,含有浓郁的感伤情绪和恋亲恋土的意识,从而凸显出强烈的周文化特质。
《诗经》中的战争诗
n 反映在《诗经》中的周代战争主要有两种情况:
n 一种是对周边部族的抵御和进袭。
n 周立国以来,常受到北方、西方的玁狁和戎狄,东方的徐戎、淮夷以及南方的荆楚的威胁。
n 当时“四夷并侵,玁狁最强。”故抵御或进袭玁狁成为战争诗的重要内容。如《小雅·出车》、《秦风·无衣》、《小雅·采薇》等。
n 另一种是对内镇压叛乱。
n 武王灭殷后,封殷纣之子武庚于殷国,并令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
n 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武庚伙同管、蔡等叛乱,周公率兵东征,历时三年平定叛乱。如《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
战争诗(续1)
n 特色。(1)表现了周民族作为一个核心文明、主体民族对周边“四夷”作战时的自豪感和必胜信心。如《小雅·六月》:写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奉命北伐玁狁终获胜利的事迹。
n 周民族所处的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核心的文明区域,是早自炎黄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它经历了尧舜时期和夏商两代,其文明程度已远较周边地区要高,从而在华夏民族文化融合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
n 2)有些诗表现了同仇敌忾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精神。如《秦风·无衣》既是一首下层民众在国家面临强敌威胁时而唱出的保家卫国的战歌。
n 3)有些诗歌表现了抵御外侮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
n 主体民族的自豪和抵御外侮的目的虽然使周人勇敢地拿起战斗的武器,但周民族并非一个好战的民族,相反,它是一个热爱和平、热爱家园的民族。因而,即便是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他们仍然表现出思乡感伤的心情——在他们看来,战争显示了人类的残忍和愚蠢。
战争诗(续2)
n 代表作《小雅·采薇》既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克敌制胜的豪情,也表达了由战争带来的深刻的忧伤,从而表现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主题。
n 4)有些诗歌则着重表现对战争的怨恨,可称之为反战诗—这往往是针对统治者内部政治争夺的战争。
n 如《豳风·东山》:通过一位随周公东征三年的战士退役回家的途中所忆、所见、所想,来揭示战争对农业生产、伦理亲情及个体心灵所造成的巨大而深刻的伤害,从而表达了厌战、反战的主题。
n 这是两篇思想性和艺术性兼胜的佳作。从中可以看到周人某些可贵的思想品质:
n 他们爱国家、爱故土亲人,因此他们热爱和平;当和平受到不义战争威胁之时,他们又会勇敢地投入正义之战;而对战争本身的破坏本质的体认,使诗人对战争持批判态度。
《诗经》的徭役诗
n 周代的徭役有两种:
n 一是大夫为诸侯、天子,或士为大夫、诸侯、天子奔走效劳。如《周南·卷耳》、《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
n 另一种是下层士、庶民或农奴为国君戍守征发,出各种杂役。如《邶风·式微》、《唐风·鸨羽》等。
n 徭役诗的情感表现:
n 其一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破坏和违背人伦之常所造成的心灵痛苦,表现在诗歌中就是深深的思念—思乡、恋亲。
n 其二是对个人劳苦和命运不公平的感叹,表现在诗歌中就是深深的怨尤。如《小雅·何草不黄》。
伯兮
n 伯兮朅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n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n 其雨其雨,杲杲日出。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n 焉得蘐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七、 赞美诗(1)
n 类别:人物赞美诗、生活祝福诗。
n (1)人物赞美诗:是对整个贵族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赞美。具体内容:美德、才华、政绩、技能、容仪等等。
n 从中可以看到《诗经》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
n 特点:赞美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赞美贵族人物的道德与容仪。这是根源于周人的一个文化信念:道德修养乃是政治实践的基础,治国须从修身开始。
n 文王:他是政治赞美诗歌颂的君王的楷模。“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文王》)
n 容仪:“君子”之美不仅表现为内在徳性,还表现为外在仪容,是内德外仪的统一。
<硕人>
n 硕人其颀……硕人敖敖
n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n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n 螓首蛾眉。
n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n 此诗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
n 由此可知《诗经》时代女性美的标准乃是以高大、健康、细腻、明媚为美。
n 这既是健康的审美心理的体现,同时也与当时农业社会对增加人口的要求密切相关。《左传》云:“惜其无子”。
赞美诗(2)
n (2)生活祝福诗:这是对生活中某些事情的赞美或祝福。从中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生活气息,领悟到《诗经》对现实美好生活的肯定和追求。
n 《螽斯》赞美人多子多孙,全诗以蝗虫起兴作比。
n 《麟之趾》祝贺人家生养贵子,以麒麟起兴作比。民间麒麟送贵子之说或本于此。
n 《椒聊》赞美一女子高大健壮,祝她将来多多生养。
n 《斯干》歌颂宫室落成。
n 《无羊》赞美牛羊兴旺。
n 这类祝福诗的出现,不仅作者美好愿望的表达,可能还与先民语言观有关。
八、讽喻怨刺诗
n 背景。
n 雅诗中的讽喻怨刺诗产生于西周中后期至平王东迁时期,作者属于贵族阶层。
n “怨刺诗”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礼乐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郑玄《诗谱序》:“自是(周懿王)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始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然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n 可见《诗经》怨刺诗的产生与周室礼崩乐坏直接相关。
n 内涵。
n 欧阳修《诗本义》进一步解释了“怨与刺”的不同:“其过恶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几能改,则指事而责诮(qiao)之,凡言刺皆是也……其过恶已甚,顾力不可为,则伤嗟而已。”
n 可见刺与怨是诗人对政治、对时代不同心境的产物:“刺”是失望而未绝望,“怨”则是彻底绝望、放弃努力的表现。
讽喻怨刺诗(续)
n 分类:
n 讽喻诗: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如《大雅》中的《板》、《荡》;
n 怨刺诗:是对社会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如《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
n 共同特征:是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忧患之情。“《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刘熙载)
n 怨刺诗:世俗怨刺诗与政治怨刺诗。前者“伤人伦之废”,后者“哀刑政之苛”。(《毛诗序》)
n 意义:上述两类诗歌共同体现了《诗经》的讽喻精神,其作者也为后代确立了讽喻诗人的榜样——他们良好的文化修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造就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守礼修德的意识。
n 《诗经》开创的这一文学传统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九、爱情诗与婚姻诗
n 1、爱情诗
n 2、婚嫁诗
n 3、思妇诗
n 4、弃妇诗
n 5、悼亡诗
1. 爱情诗
n 概念:
n 爱情是两性之间建立在性爱基础之上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爱慕之情,爱情诗就是对爱情的描述和礼赞。
n 爱情作为两性间一种高级情感状态,乃是文明的产物,它不是天然的低级的欲望。因此它需要耐心的学习和精心的培育。
n 爱情作为人类基本生活现象之一,乃是以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为基础。它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主题,是因为它总是与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文化观念以及当事人特定的社会地位、阶级属性等密切相关。故围绕爱情,常常产生富有社会意义的矛盾与斗争,因此情诗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而非单纯表达爱情之作。
爱情诗(续1)
n 黑格尔把围绕爱情而产生的矛盾斗争归结为三类:
n (1)荣誉与爱情的冲突(《伯兮》);
n (2)政治旨趣,如对祖国的爱、家庭的职责,也会与爱情发生矛盾,阻止爱情的实现(《柏舟》);
n (3)一些外在情况和障碍,如利害冲突、思想冲突、道德冲突、生活道路的冲突等,阻止爱情的实现。
n 因而情诗不仅反映出个人的命运、遭遇,还可据此透视社会历史的本质,从而使情诗具有社会意义。(《美学》第二卷330-331)
n 特征:
n 《诗经》中的爱情诗具有“太初始判”的放纵恣肆,有“天地元声‘的朴丽清新,较少封建道统的桎梏艰涩,亦无绣帐罗帷的柔靡秾艳。
爱情诗(续2)
恋诗接受史
n 1)从汉代《毛》传《郑笺》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否定《诗经》中的情诗的性质,而有意曲解为政治说教的工具。
n 2)宋代朱熹”唯文本是求“,辨认出《诗经》中的情诗,但他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观念出发,把情诗看作“淫诗”,否定其存在价值。
n 3)清代王夫之等认为天理即人欲,从而肯定了《诗经》情诗的价值。
n 崔述 :“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之最;五伦始于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非夫妇之情即为淫也。…知好色之非义,遂以夫妇之情为非,并德不肯好,过矣。”
n 4)五四以来,学者们对情诗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
爱情诗(续1)
n 周代社会,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甚至一些礼教也建立在古老民风之上。《周礼·地官》:“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n 因较少婚恋的禁忌,《诗经》情诗显得格外自由活泼,真实地传达了男女间相互悦慕思念之情。
n 这里有真情的表白,有初恋的热烈与羞涩,有嬉戏的快乐与和谐,有对束缚情感的社会环境的怨愤与反抗,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欣喜和欢乐。
n 男子对女子的悦慕,如《郑风·出其东门》(p.97)
n 女子对男子的悦慕,如《郑风·叔于田》(p.92)
n 男女的欢会,如《郑风·溱洧》(P.98)
n 男女的约会与幽会,如《邶风·静女》(P.81)、《鄘风·桑中》(P.83)
n 男女间刻骨铭心的相思,如《王风·采葛》(教材P.89)
爱情诗(续2)
n 恋爱的烦恼与苦痛。
n 如《周南·汉广》(P.77)
n 《秦风·蒹葭》(P.99)
n 《周南·关雎》(P.75)
n 《鄘风·柏舟》(P.86)
《关雎》
n 《关雎》的主题在于借“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故事的框架结构,来表达诗人对实现“人的美好爱情”的渴求,并以此对青年男女进行爱情教育,务使在人的自然情感与人类伦理规范之间的恰当张力中实现一种道德化情感,从而使人类在生物共有的“性”层面彰显出“人类的尊严”。
n 这一解读的旁证是:1、儒家以“男女”为五伦之首;2、《诗经》中的弃妇诗;3、《关雎》位于《诗经》及“国风”之首篇。
《蒹葭》
n 借助爱情故事的框架(对“伊人”的热烈寻求)表达人类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这是一种亘古常新的原型意象和原型主题。
n 首先,诗歌提供了一种具有独特意味的时空背景。时间:清秋萧瑟时分的早晨,从太阳未升到太阳升高;空间:大片芦苇丛,中间是一片湖泊,大雾弥漫。
n 一种风景就是一种心灵境界。这种凄婉空蒙、迷离恍惚、充满光与色的变化,具有梦幻般情调的自然之美及其印象式的表达,显示出诗人亦即人类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迷惘、彷徨、执着、热烈、感伤等心理体验。
n 其次,出现于这一背景中的伊人如水中月、镜中花,既空灵又真实,犹如一个梦境。空灵,因为诗人对她没有任何确切的知识;真实,因为她对诗人有一种真切的影响——她真切地存在,并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诗人去追求并引导诗人的追寻之路。
《蒹葭》(续1)
n 这是一个“永恒女性”原型形象,它对于个体的心理完型结构,对于人类深层文化—心理建构都具有深刻意义。
n “永恒女性引导我们向前”的原型主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与贝克特《等待戈多》合读,可使读者更深刻地体验到:在我们“本真地浪游于迷雾之中”之时,正是这种“永恒女性”原型形象(在不同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变体)引导着人类生命强力之流。
n 第三、“我”是一个痴迷而又热烈、感伤而又执着的追求者,对伊人的追求与寻觅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失去“伊人”,“我”的存在就失去了价值。这是“我”对伊人的虔诚,对梦想的虔诚。
n 第四、重章结构强化了背景凄蒙迷离之美,伊人之空灵缥渺之美和“我“之生死相许的情意之美,并将这“三美”在一唱三叹热烈凄婉的旋律中融汇为一个超越现实、纯情纯美的灵性意境。其内核是关于生命意义、关于美(即真与善)与追求的神话。
2. 婚嫁诗
n 类别:一是对结婚仪式和结婚情景的描写,表达对婚姻的美好祝愿与礼赞;二是表达婚嫁中的欢乐、幸福、失望、离别以至怨恨等各种感情。
n 理想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在《诗经》时代,许多婚姻并非爱情的产物,而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在当时的社会理性看来,在现实生活中,婚姻远比恋爱更重要。
n 婚嫁诗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描写婚礼场景与仪式 的诗歌。周代的婚礼非常隆重,平民如此,贵族尤甚。如《卫风·硕人》(P.87)
婚嫁诗(续1)
n 其次是对新娘的赞美——不仅赞美其外表 的美貌,更赞美其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如《周南·桃夭》(作品选p.77)
n 第三,表现结婚时男女主人公的喜悦心情,如《唐风·绸缪》(p.95)
n 第四,表现夫妇幸福和谐的生活,如《郑风·女曰鸡鸣》(p.93)
3. 弃妇诗
n 婚姻生活中不仅有甜蜜,还有伤痛。
n 在《诗经》时代,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已经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心理与某些男子不良的个性品质相结合,使其成为负心薄悻者。
n 弃妇诗描写了那些被抛弃的女子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他们苦痛的心情。
n 如《卫风·氓》(p.89)
《氓》解读
n 弃妇的自述:恋爱—结婚—被虐—被弃
n 这是一个女性受难的历程,也是一个女性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
n 弃妇形象:从一个天真活泼、我见犹怜的可爱少女到一个甘于贫寒、任劳任怨的可怜少妇再到心志成熟、态度坚决的可敬弃妇,这位女子的命运经历了两次关键性的转折。这两次转折的内在基础都是对“情”的执着:她为情出嫁,嫁得一往情深;当爱情幻灭之时,便坚决离氓而去,去得义无反顾。丈夫的暴虐与亲人的冷漠未能把她击倒,在经过痛苦的“静言思之”之后,她已深深领悟到“爱情的尊严”和“女性的尊严”是她唯一所能拥有不容剥夺的财富。这一领悟使她从一个受尽屈辱的可怜弃妇形象超升为一个令人敬爱的纯情女性形象。
4. 思妇诗
n 此类诗歌反映夫妇别离之苦。如《卷耳》、《伯兮》、《君子于役》等。
n 别离,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n 佛家把“爱别离”看作是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之一,夫妇别离尤能激荡人的情感。
n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夫妇之间形成了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无论是服役、从军、游学,还是经商,都给正常的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给当事人,尤其是留守在家的女性,带来深刻的情感震荡。所以这类诗歌多从女性角度,甚或以女性口吻来叙写。
n 《诗经》中这类诗歌对后代同类诗歌影响深远。
5. 悼亡诗
n 人生的别离,除了“生离”之外,还有特殊的一类:死别!
n 尽管人们常说“生离有痛于死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作为一种终极性事件所带来的苦痛,要远比“希望尚存”的生离更锐利。
n 这种表达“死别”之情的诗歌后世称为悼亡诗——夫妻活着的一方(“未亡人”)对亡者的悼念。
n 《邶风·绿衣》、《桧(hui)风·素冠》、《唐风·葛生》是《诗经》中的悼亡诗。
n 《诗经》中的悼亡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成为从潘岳到李商隐到苏轼再到纳兰性德的悼亡诗传统的滥觞。
对情诗的评论
n 1.思想性:从整体上来说,《诗经》中的爱情是高尚的、健康的,它表明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对于爱情已有了十分严肃的认识,已由原始的性爱升华为情爱。
n 2.艺术性:情诗是《诗经》精品之一,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特点鲜明的形象塑造、深含意蕴的景物描写以及生动活泼的语言,是情诗艺术价值的重要表现。
n 3.社会性:《诗经》情诗产生的时代,初期封建社会制度日渐形成,但原始社会的某些残余影响尚存。因此礼教束缚尚不足以完全阻止人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情感而非经济,成为主导男女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九章 《诗经》的文化精神
n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n 二、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n 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n 四、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n 中国社会很早就进入了农业文明。农业生产方式培养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乡土情蕴。
n 《诗经》是具有浓厚的乡土之情的艺术。十五《国风》自不必说,即在《雅》、《颂》之中亦不例外:既有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更有对故土的眷恋和思乡怀归之情。
n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为令诗人最感痛苦的事件。
n 周人的乡土情蕴,还表现为周民族安分守己、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特点。
n 总之,《诗经》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
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n 1)在祭祖诗中,诗人把他们开创基业的祖先奉为神明,祈求祖先神灵保佑部族人丁兴旺,事业昌盛。共同的祖先沟通了他们相互间的情感,使他们在血缘情感的联系中,形成强烈的宗国意识。
n 2)在农业祭祀诗中,他们以全部族的共同劳作作为厚礼,向神明敬献。
n 甚至在《七月》这一类诗歌中,尽管有封建领主和农奴之间的阶级差别,有剥削与被剥削,但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仍然把他们纽结在一起。
n 在战争徭役诗中,既有对战争徭役的怨愤,也表现出为宗国而战的精神。
n 在燕飨诗中,更是充满了“血浓于水”的血缘情感。
n 在情诗中,夫妇之间相亲相爱的情感始终是诗人讴歌的对象。
n 可以说,在《诗经》几个主要类别的诗歌中都贯穿着这种厚重的伦理情味与宗国情感。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n 比较:西方文学的特质是把神看作人的主宰,是神主宰人类的生活与命运。
n 中国文化中的天主要是指宇宙的自然力量;人的命运主要由人类自己来把握。
n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文学很早就从巫术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n 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命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n 首先,《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
n 农业生产使周民族成为一个务实的民族,认识并尊重自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这就培养出周人对自然和社会作细致观察及准确把握的意识和能力,诗歌也因而成为对现实的再现。
n 从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燕飨朝会、政治变革,到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婚丧嫁娶等等,无不成为《诗经》的表现领域。
n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成为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续)
n 其次,《诗经》是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
n 《诗经》作者大多数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使诗人关怀现实、歌咏理想。
n 他们将敏锐的诗心和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这里有对农业的关注,对宗族家国的热爱,有对侵略者的愤恨,有对暴政的批判,有对美好爱情的热烈追求,有征人的悲伤,有弃妇的哀怨,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
n 《诗经》是“诗言志”传统最好的注脚。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能在2500多年前创作如此众多而又如此优美的抒情诗。
n 《诗经》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直面现实的抒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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